在崇祯十二年五月至崇祯十三年十一月前,力量最大,对明廷威胁也越大的流寇武装要属张献忠部,因此,明廷几乎把所有的力量都拿来镇压张部;此外罗汝才、过天星惠登相、小秦王白贵等部也比较活跃;与这些“义军”相比,崇祯十一年十月后,因为战败而不得不退入人烟稀少的川、陕、楚边境活动达两年之久的李自成部甚少为人所知。
但崇祯十三年十一月,李自成部出秦岭伏牛山沿洛河谷地东进后,一路收编各地土寇、饥民----此时由于灾荒和满清入寇导致明廷的税赋制度日趋瓦解,各路明军的粮饷供应出现了极大的问题,所以,这一阶段,明军军纪败坏,所过镇集,每每纵兵抢劫,又经常性的杀良冒功,导致人民苦不堪言,这也加剧了局面的败坏和人心的背离----攻打尚有存粮的村寨,进而裹挟良民随军,于是乎,其队伍便迅速膨胀起来,很快拥有了“十几”万人的队伍。
崇祯十三年(1640年)十二月二十日,李自成部一举攻下河南府宜阳县,杀死知县唐启奏;三天后,李部又攻克永宁县(洛宁),诛杀了世居住永宁的万安郡王朱采轻(金車巠)及王府中人三百余口,率部英勇抵抗的知县武大烈因被俘后不降,也被李自成虐杀······
“福王爷、福世子、颍上郡王、德庆郡王、方城郡王、西鄂郡王,吕老阁部、李中丞,洛阳周边各县的存粮其实是非常有限的,而流寇当下已经有十数万人的规模了,因此哪怕是夺取了周边各县的所有存粮,他们也是维持不了多久的,所有为了填饱肚子,末将以为,流寇的下一目标必然是洛阳城。”
永宁失陷的消息传到洛阳,河南府知府亢孟桧大惊失色,立刻拜会了正驻节在洛阳城中的河南巡抚李凤仙、河南总兵王绍禹,商议防守洛阳事务,但眼下府库中匮,想要守住洛阳,就必须由大户捐输粮秣助军,同时还需要城内大户协调组织百姓上城助战,因此,作为洛阳地头蛇的几家王府和士绅代表是绕不开的,所以,才有了今天福王府内的这场会商。
“洛阳城池,虽然城高坚固,易守难攻,但由于城墙太长了,就必须要有足够的兵力据守,而这正是目前官军所面临的不足。”
洛阳城周33里,是本时空中仅次于南北京的大明第三大城,但问题是,城墙越长,战时需要守卫的兵力也就越多,而现在洛阳守军却不足3000人,战时根本没办法将这么长的城墙守得周全的。
“之前福王爷、吕老阁部、李中丞与末将已经联名上奏朝廷,请求朝廷速派援军,但兵要么被调往辽西应对建虏,要么被杨阁老调入四川湖广平定张献忠和罗汝才两部流寇了,即便朝廷还能抽调兵马来援,一时半会也很难抵达,需要我们自救。”
河南总兵王绍禹说到这,紧挨着他坐着的河南参政王胤昌接口道:“福王爷,福世子,几位郡王爷,还有吕老阁部,眼下局势紧迫,需要各方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才能同舟共济,挽救洛阳之存亡。”
朱常洵眉头紧锁的看向朱由崧,朱由崧想了想说道:“大敌当前,本藩也不好不尽一分心力,这样吧,本藩出杂粮三千石、金花银三千两、绫罗绸缎三百匹、白布五十匹劳军,并遣仪卫三十人、青壮内监一百五十人助战。”
若是福王世子府一家出这么多人、财、物的的确不少了,但说成是福藩四府全部贡献,就明显有些少了,对此,因剿寇不力而以南京兵部尚书身份致仕、归居洛阳的吕维祺相劝道:“福王爷、福世子,此时不可怜惜财物,当以鼓舞军心为上啊!”
朱由崧苦笑道:“孤可以打开王府库藏让几位去看,实无多余之财物啊!”
在场的文臣武将自然是不信的,对此,福王朱常洵便指示朱由崧道:“世子,覆巢之下无完卵,时局既然如此,且倾府库而相助吧。”
朱由崧回应道:“那本藩就再拿三千石杂粮、一千五百两金花银、五百贯铜钱、两千斤腌腊肉、五十头活羊出来劳军助战。”
6000石杂粮市价也差不多9000两了,1000斤腌腊熏肉也值得7~800两,活羊现在洛阳城内5两一头,因此50头也有250两,至于绸缎和白布现在的市价有些低了,但350匹加起来至少150两总是有的,再加上4500两金花银、500贯铜钱的现钱,福藩等于总计拿出来15000两银子,再说少,就有些说不过去了。
因此王胤昌、王绍禹起身向朱常洵行礼道:“臣下谢过福王爷解囊!”
见到福王府出血了,与会的方城王朱凤漱不得不忍痛道:“本府出白银二千两、铜钱三百贯、米面一千石,仪卫五人并青壮内监三十。”
朱凤漱是按福王府四分之一的量出资的,西鄂王朱凤凝自是有样学样,掏出了相当于3500两金花银的财物,至于士绅代表吕维祺则替全城士绅大包大揽道:“士绅这块,可以筹集银钱五万两、米麦八千石助军,并可协助洛阳县动员城内百姓上城助战······”
会议结束后,其余人都散去了,朱常洵父子则都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