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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烦躁不安地走来走去。接着，手术室的灯灭了，医生们陆续走出来。一个医生道歉说他们已经尽力了，只是送来的时候已经太晚了。他的肺部被一根折断的肋骨刺穿了，他的呼吸几乎已经停止了。他的肋骨还断了好几根。总之，是回天乏术了。林佳喜悲恸的哭声一下子响彻了整个过道，抑扬顿挫的，就像歌仔戏里面的苦旦。毓敏秀抱着她。丁建业盖着白床单的身子躺在床上，从我们中间推过去了。那医生挤过我们，也离开了，没有什么表情。我想大多数医生都是披着救死扶伤的外衣，藏着一颗冷漠无情的心。他说要家属签字。我下意识地跟了上去。我已经完全忘了就在白天，在那个小小的房间里，我们已经签下了离婚协议。我三笔两笔签下自己的名字，没走两步，又被那护士叫住了。那是一个小个子护士，站在护士站后面垫着脚尖才略微探出点身子。

    “你们到底谁才是死者的家属啊？怎么两个名字不一样？”

    她递给我两张纸，一张病危通知书，签字的是林佳喜；一张死亡通知书，是我刚刚签下的。我一时语结，只支支吾吾着“我……”，那护士以为我说的是我才是丁建业的家属，又问：“那这个林佳喜又是谁啊？不是家属怎么可以冒签病危通知书呢？这是要追究她责任的。她人呢？”说着从我手上夺过通知书，嘴上不耐烦地啧啧两声，就要走出护士站。

    我忙拦住她，“她才是死者的家属，是我签错了。”我实在找不到更合理的理由。

    “签错了？”她挑眉望向我，又不耐烦地责备，“你这人怎么回事啊？吃饱了撑的，这怎么能签错呢？这是可以随便签的吗？”埋怨完了，将那张死亡通知书上的字狠狠划去，命令道：“叫死者的家属过来签字！”

    我只能灰头土脸地往回走。毓敏秀已经扶着哭做一团的林佳喜走过来了。两个孩子亦步亦趋地跟在身后。她们已经忘记了彼此的嫉妒和不快，在痛苦的环境里结成了联盟，虽然那小女孩仍紧紧地保护着那两个一模一样的木雕。

    “他们说要家属签字。”

    毓敏秀和林佳喜震惊地抬起头看我，怔愣了一会，又同时低了下去。林佳喜吸了一下鼻子，从我身边走了过去。

    太平间里很冷，冷气嘶嘶地向外冒，像从夏天一步走进了冬天。林佳喜走得很慢，几乎是一步三打抖。她慢慢地在床头的吊牌上寻找丁建业的名字，在他床前停下来。他身上盖着白床单，上面有斑斑点点的血迹。他身子的轮廓清晰地凸显了出来，只是有些地方扭曲了。他躺在一大群白床单中间，那么毫不起眼，那么冷清。

    死亡是人生的一项必修课，总有人得天独厚处理得慢斯条理，总有人略有欠缺以至于匆匆忙忙奔赴，也有些人可能连想都没想过，人就死了。我的手始终有些颤抖，空气有些凝重，带着凉凉的死亡的气息。法律意义上，他的死已经与我无关。可我记得，曾有一年夏天，我们曾经很近很近地靠近过死亡。我们躲在厚重的木门后面，却觉得自己无遮无拦。他牵着我的手，曾经给过我一种叫做安全感的东西。在以后的岁月，他曾经想好好地爱我，只是我辜负了他。就为了这点恩情，我想我应该送他最后一程。

    林佳喜颤抖地掀开盖着他的白床单，只到他脖子的位置。他的右眼眶撕裂了。右颧骨有擦伤。额头上有伤口，头发上粘着一些血迹。除此之外，他还是跟过去一样，只是脸色变成了暗青色。她没有再掀下去。我不能想象肋骨断裂刺穿肺部是什么场景，是不是像建筑物的框架轰然倒塌露出钢筋水泥样的支离破碎，我不敢看。他的一只脚露在外面，分开的五趾僵立着，就像被什么东西冻僵的五指。

    林佳喜的声音从轻轻的吞咽声慢慢变成了压抑的流泪声，再变成抑扬顿挫的哭叫声，带着一些喃喃自语似的咒骂，就像歌仔戏的苦旦连带着唱词一样。我突然不合时宜地想她唱苦旦应该也会和她的小旦一样出色。我猜她可能会像那些撒泼的女人一样疯子似的冲上去揪着那人的手臂摇晃再摇晃，叫嚣着还她的丈夫，哭喊着他猪狗不如，害她失去了生活的支撑，还应该抱着孩子头发散乱地跌坐在地板上，以博得大家的同情。那个愣头愣脑的查甫郎，还青涩地只能用反叛和假装坚强来伪装自己的勇气，还可以通过眼泪博取同情和金钱。但她没有那样做。大概不是因为她仁慈或者矜持，她只是没有立场而已。

    我平静地走到门口。毓敏秀抱着丁惜看着我，只是静静地看着我。丁惜趴在她的肩头睡着了。她还不懂得死亡，不懂得有些失去一辈子都不会再遇上了，甚至对父亲的概念都很模糊，就像她曾经对桌子说对不起一样，她甚至以为所有人的父亲都叫丁建业。那个小女孩站在毓敏秀的身边——林佳喜不让她跟进去。

    走回家的路似乎很漫长，路灯忽明忽暗，把我和毓敏秀的身影拉得细长细长，就像多年前我们曾肩并肩走到村外采艾草一样，只是肩头多了一个脑袋，一点点重量。朔风紧起，夜越发冷了。若是往常，若放诸在任何一个人身上，只怕没有一个女人能平静地谈起自己丈夫的婚外情，只怕也没有哪一个女人能平静地听另一个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