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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接受我的钱，蹙着眉，“钱你留着吧，小黄我会替你照顾的。”

    我想了想，还是把钱收起来了。我出门在外，万事都离不了钱。

    “你要走是不是因为那件事？你不是说你原谅我了吗？”

    这话倒是让我很意外。他竟还一直那么介意那件事。我说不清心里什么感觉，只觉得好气又好笑，便忍不住起了玩弄他的心，“是啊，这不正是你的心愿吗？现在不用你赶，我自己走了。”

    他猛然按住我的包裹，“你这人怎么这样！我已经道歉了，那些人你别理他们。我已经跟他们说过了，那件事是我弄错，冤枉了你。”

    我这才确定他似乎真的很在意那件事。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所谓自作孽，不可活，便冷下声音，“不然你要怎样？”

    他却是再也想不出反驳的话了，只讷讷地拿开手，看着我走了。我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走之前，我回头看了一眼整个戏班。熙熙攘攘的庙门前挤满了人，手里拿着零食和板凳来来回回的走动，想找一个视线良好的地方。舞台上，王玉桂在指挥舞台布景。一切热热闹闹又冷冷清清的，看起来陈旧而遥远，好像一幅陈年古画。

    小黄一步一颠地跟了我，或许它也知道这是最后一程，一直跟着我到了车站也没有离开。我坐在候车室里，它就蹲在我的脚边。

    暮色像油画般一层层加重黯淡的颜色，夜色悄悄爬过房顶，像一只阴骘的巨掌慢慢的伸进时光里，攫走什么后又无声无息的一寸寸退隐回去。广播员一遍一遍的播报着车次，机械的声音在空旷的大厅里越发的空灵寂寥。

    有一瞬间我忽而生出了怯心，我不知道该去哪里找她，我没有问王玉桂她的住址。我也不知道见到她之后说什么，以一种什么样的情感面对她。我那么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她，却在临行的时候胆怯了。我想回那个犄角旮旯里的小镇看一眼，我想起我的母亲，多年以后在夏日的午后她站在河岸上温柔地唤我回家吃饭，阳光照在她的脸上金灿灿的。她将一兜一兜的糖果塞在我的衣兜里，让我拿去显摆。只是我又想起房门外那双大码的男士皮鞋和那个连我都猝不及防的吻。终归都是岁月的痕迹，不管过了多少年，蒙上多少尘埃，只要轻轻一擦拭，总是现出当年的模样。

    我呆呆地坐了很久，最终坐上了去台北的列车，在那座城市里，住着一个我来不及了解却早已深深爱上的女人。

    ☆、第 21 章

    有人曾经说过，如果你有两个面包，你要用一个面包去换一朵鲜花，这才是生活。我觉得他说得不对。人的一生中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人，彼此间会产生各式各样的感情，或刻骨铭心或泛泛之交，但无论多深刻的感情都罢，在生活面前或者说在生存面前，都那么的微不足道。你曾经以为钟爱一生的那个人，最终只会在时光里沉淀成内心的一朵玫瑰花，而另一个面包，你要留着当明天的早餐。

    在台北这样的大城市里生活，这是我体会到的生活真谛。我每天睁开眼睛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哪里找工作，夜晚该宿在哪个公园，会不会被保卫赶走。我每天只吃一餐饭，在公共厕所里洗漱，在每一个招工的商店前停留，一次又一次的碰壁。我没有学历，也不希冀找到体面的工作，但就连饭店和洗衣店，都嫌我太过寒酸二话不说就给赶走了。

    那或许是我人生中最落魄最艰难的时光，但当时我竟没有觉得多可怜或难以接受，因为我每天光是这样无果的奔波就已经精疲力尽了。我甚至想过放弃，放弃那个遥远而美好的梦，我卑微得像尘埃，她圣洁得像天使，我们本来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这荒唐而疯狂的一切，本就不应该发生，或者应该早早结束。但在第十天，我在一直光顾的小摊上终于以免费洗碗的代价换来了一碗担仔面。

    一九八零年的台北出于高速发展的时期，台南台中很多民众出于各式各样的原因涌入台北，想要在这熙熙攘攘过分膨胀的繁华中求得一处安身。担仔面摊的老板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老家在台南乡下，跟很多涌入台北的年轻人一样，希望能在这里安身立命，又苦于没有学历和手艺，做苦力赚不了几个钱还总被欺负，就自主卖起了担仔面摊。经营了两年多，有固定的客源，收入过得去，但因为没有执照，经常被城管追得满城逃逸。那天，我正是在他躲避城管的时候帮了他一把，我们才有了说话的机会。

    担仔面只在早饭和宵夜时间卖俏，所以每天只会出来两趟，我也只在那段时间出去帮忙，报酬就是每次一碗担仔面。没有客人的时候，我们会闲聊几句，大多时候是他在说我在听。只能说他是个好人，骨子里却带着小民无知的狂妄自大。其他时候我依然在台北的大街小巷游荡，希望能找到一份工作，但都是徒然。经济发展的结果就是很多劳动力大量地涌入城市，造成供过于求市场膨胀的局面，而赚钱是所有资本家的最终目的，没有人愿意为一个外地人提供住宿，特别是一个没有竞争力的女人。

    基于这点，我也从未想过提出加点工钱之类的话，那不过是自取其辱罢了。我只希望着在我坐吃山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