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了不知多少天,看守们前来通知,滕骥又要来找她问话。
这次问话的地点不再是四面墙光秃秃只有一张桌的问讯室,而是他们正在折磨其他囚犯的刑场。那位邻居狱友此刻就被捆在几步远的刑架上,身上满是被鞭子抽打得鲜血淋漓的伤口。她垂着头,像是昏死过去了,一个特务又用冷水把她泼醒,接着拷问她。阮静秋被两名特务按在滕骥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她盯着那张面孔上貌似和蔼可亲的笑容,感觉对方与恶魔无异。
滕骥问道:“看样子阮医生这些天休息得并不怎么好。那么,你应当是想起来一些问题了?”
阮静秋说:“真遗憾,我把脑袋里的事情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找到你们要的答案。你们尽可以跟我耗下去,不过只能是白费工夫了。”
滕骥点头道:“我相信你确实很有耐心。”而后伸手指向一旁的那位学生,说道:“我们就不像阮医生那样有耐心了。这么久你都不能想起来的话,看来借助一些外力也是很必要的。正好,你也可以看一看,你想先尝试哪一种?”
他们像是预料到目睹这种折磨会成为一种有力的威胁,从墙上摘下几样刑具之后,狞笑着在那个学生身上来回比划。她披头散发、满面是血,浑身瑟瑟地打着抖,却没有发出一点求饶的声音。滕骥又挥一挥手,选中其中一套满是尖刺的器具,示意几名手下将一侧扣绊绕过女学生的双腿。即便素不相识,可没有一个正常的有良知的人会眼看着同胞受此折磨而无动于衷,更不要说,阮静秋此时还记得自己是名军人,有责任对这样年轻的学生伸出援手。在那些尖刺即将穿透她的双腿之前,冲天的怒火让她拍案而起,高声斥责道:“你们是人吗?你们有妻子、有女儿、有姐妹吗?你们个个是男子汉大丈夫,却在这里折磨一个弱女子,你们不会感到痛心、感到羞愧吗?你们逞不了多久威风了,你们早晚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遭报应!”
滕骥缓缓站起身。阮静秋愤怒地注视着他,还未及再说什么,她忽觉有阵风扫了过来——对方的动作快得只有影子,一只沉重巨大的手掌用力地打在了她的半张脸上,瞬间把她掀翻在地。她一点防备也没有,头重重地磕在了地上,瞬间眼冒金星,耳朵蜂鸣,脑袋像是裂开了一样剧痛。滕骥抓住她的头发,生生把她从地上拖了起来,迫使她抬起头看着他。
“敬酒不吃吃罚酒——”他厉声喝道,“我看你和她是一伙的!”
他们似乎不希望留下引人注目的伤痕,因此那些刑具并没有立刻光顾在她身上。她被拖回囚室,捆绑着双手吊了起来,绳子另一头挂上秤砣,固定在她既不能弯腰屈膝,也无法双脚离地,只得略微踮起脚尖才能恰好站直的长度上。除此之外,看守们还打开了囚室门,在室内点起了三盏亮得让人发昏的灯泡,迫使她在灯光下始终保持清醒。
对于特务们来讲,这所谓“熬鹰”的方法和酷刑同样是他们审讯犯人常用的手段之一,在不伤及皮肉的情况下,这法子能达到和那些刑罚一样的效果,即快速地摧毁人的精神和意志,变成一具听凭摆布的提线木偶。阮静秋被掌掴的那半边脸肿了起来,耳朵始终嗡嗡地叫着,感觉脑袋里有东西不停地突突跳动,简直像是里面装了什么燃着引信的东西,随时都要把她炸个粉身碎骨一样。她晕晕沉沉,几次要昏过去的时候,看守们就把一盆混着冰碴的雪水兜头泼下来,而后一次又一次地问她是否参加了贪腐行为,是否获知杜聿明有独占山头的野心,是否与那个“赤色分子”串通一气。她几乎听不清他们的问话,也越来越没有力气发出声音,只是条件反射一般,不论他们说什么,都回答“我不知道”。
傍晚时分,位于北宁路沿线的办事,例行询问。”
廖耀湘冷笑道:“自从他到任,我足足等了半个月,也没有等来‘例行询问’,你们反倒有闲工夫去向一个弱女子拷问我廖某人的“贪腐”。我要是不来,你们必定要屈打成招!”
滕骥赔着笑答:“廖长官,这都是误会。先前杜长官主政东北的时候,和保密局一向合作紧密,戴局长在世时,也和杜长官私交甚笃。”
“尔后你们就翻脸不认人,为了讨好陈诚而开始攀咬他了。”廖耀湘不想再和他进行毫无意义的辩论,隔着一双金丝眼镜,他的双眼已牢牢盯住了那片陈旧的地毯,“我再问一遍,阮医生在哪儿?”
滕骥说:“我这就叫他们把人带过来,您少坐片刻。”
廖耀湘驳道:“不必,我亲自去接。”
滕骥又说:“牢房那种腌臜地方,怕弄脏您的衣裳。”
廖耀湘沉下脸色:“你要是执意阻拦,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这话刚刚落地,双方人马同时拔枪,楼梯上的两个特务指向这两位不速之客,廖耀湘身旁的敬副官则瞄准了滕骥的眉心。这个奸猾的特务头子面色难看,但显然没有在此和一位兵团司令公然交火的打算,他是个识时务的人,知道硬碰硬的结果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他摆一摆手,示意几名部下放下武器,随即躬身将脚边的地毯掀了起来,露出一扇隐蔽的暗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