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卿一家人经历的事情多,现在对于任何党派评价都谨慎,对社会党的评价尤其谨慎,一方面是怕公民党的特务窥视,另一方面是不便多评成长中的政党。他们对社会党一直不轻易发表意见,但一旦出口绝对不会信口开河,赞美也是实事求是的赞美,而不会无中生有胡乱吹捧,而批评的话几乎是不出口的,就是怕被当局拿去乱作文章,也为将来的生活留下无穷的隐患。
裴树炎先生等民联内的人士,跟珍卿夫妇说想去宣陵瞧一瞧,问珍卿一家要不要一同去看看。
珍卿夫妇没有谈太准确的意向,只说了现在为难的情况:她肚里的孩子月份越发大了,杜太爷现在精神状态也差得很,老人家可能随时就不行了。当然,这些还都只是家庭私务的牵绊。
珍卿夫妇告诉民联的裴树炎先生等人,说现在国内贫民饥饿的情形越发严重,他们这一大家子做惯慈善救济,没道理这时候却袖手旁观。
所以,珍卿计划再办一回慈善巡回画展,就是碍于杜太爷和自身的孕事,他们不便亲自出去办画展,但请了准备出国散心的朋友孟怡民,还有珍卿准备到美国访问的周成捷师兄,还珍卿身边有文艺修养的学生董时吟——她未婚夫获得了公费留学生资格,负责这次慈善巡回画展的具体事宜。即便有这些人替珍卿夫妇担待,也须他们自己联络国外的朋友帮忙,去打通关节处理问题再聚一聚人气。
民联的裴树炎先生等便不强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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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时吟自述:
从梁州团结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我在《新林报》的文艺副刊做事,跟建筑系男青年程昱宁订婚,昱宁考取公费资格准备往美国两年,而我正在犹疑是否要夫唱妇随。
恰逢易先生彼时有孕身重,需要有人帮她经理慈善画展事宜,当时周成捷先生欲到美国访问,易先生至友孟怡民女士亦欲游学欧美,易先生和陆先生在美结交的美国各阶层人物,皆表示愿意襄助二位先生的慈善巡回画展。易先生说我借机出去长长见识也好,不至于同未婚夫分隔两年。
其时,易先生跟美国诸位亲友接洽,来信电报多得处置不过来,其姪谢智美和师弟郭寿康不便时,易先生就托我帮她取信分类,她一个个看阅后认真回信回电,我便帮她贴邮票、粘信封并寄出。
我暗讶易先生夫妇友朋之多,他们竟在美国各省都有至交相识,美国名校的大教授自不必言,牵念祖国的爱国华侨也不必说,她还认识外国籍的牧师、豪商、出版商、记者、工程师、议员……可谓是真正的知交满天下了。
我将要离开中国去美国之前,偶闻易先生跟谢智美谈易卜生《国民公敌》,言某医生在镇上的浴场发现传染病,建议做市长的哥哥以科学办法整改之。但小镇浴场对小镇经济很重要,怕传染病的传闻会影响小镇致富,市长就警告弟弟不要逆流而动。而医生弟弟认为市民健康更重要,选择坚持己见。小镇市民却拒绝接受医生弟弟的说法,这个事件发展到最后,连最初支持弟弟的市民也反对他,他最后成了小镇市民的公敌。
易先生告诉智美要从中汲取人生的教训。智美反问难道不应当坚持真理吗?易先生当时的神情跟回答,后来想起来都颇耐人寻味。
她说世上的短识者多于智者,当一众短识者都坚信自己相信的,那持反对意见者都是他们的敌人。这是短识者难以改变的思维方式,真正有智慧的人应当敛息锋芒、谐于环境,即便不满占多数的短识者也不可逆流而动,让短识者为自己的愚行付出代价,智者的智慧才能重现价值光芒。若不愿意与众多的短识者妥协,就要有效仿布鲁诺火中度劫的准备,只好让数百年后的人为他平冤。
多年之后,当我的丈夫程昱宁因言得咎,我想起易先生此言方才大彻大悟,幸好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我陪着丈夫度过那段艰难岁月,才知易先生为何一直强调要学哲学,讲哲学中的求善本质是适应兴衰、谐于环境,上善若水是言水遇物则化形,这方是安身立命之至道。
而易先生一家自来谨言慎行,对于不甚了了的党派政治,未经调查从不轻率发表议论,若有议论则实事求是、客观赞美,至于批评之言自来鲜闻之也。加之易先生一家忧国忧民、积德行善,休言在国外知交满天下,在国内各阶层竟都有知交至友,所以体制内外、国民上下,无不有贤达者为其仗义执言、奔走呼号,居心叵测者即便有心肇祸戕害易先生一家,一则寻不到他们的口实把柄,二则上面大人物也不许打扰他们一家,三则易先生一家的海外关系,强大到国家层面也需时常借助之……
我到美国除与易先生众友会面,慈善画展之事几乎无须我亲自操持,在西部加省有官方民间贤达帮忙,到中南部是富商萨尔责先生操持,萨尔责先生是得省知名人士,他有个可爱的女儿叫iris,父女都很喜欢来自中国的工艺品。后来到美部东部就有出版业的蓓丽小姐,还有官员、医生、牧师、教授、名媛、贵妇等鼎力襄助画展。
我在美国东部的宾省,见到易先生夫妇的两位侄子——吴元礼先生跟吴仲礼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