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楼房低矮、招牌破旧的董家镇,水泥铺就的路面骤然换成了尘土飞扬的黄泥土路。我坐在黑三轮车上,口罩遮面,兜帽遮头,手放在口袋里,死死攥着一把开刃的螺丝刀——水果刀过不了安检,上火车前已经被我扔在了上海。火车转大巴,大巴转黑出租,我终于渐渐接近曾经我出生的地方——楼村。
楼村并不大,据我在网上查到,共有二百多户人,常驻不到一千人口,甚至不如竺可儿学校的人数多。
与我想象的红瓦砖墙、绿树炊烟的田园农村不同,楼村道路狭窄曲折,四处都是干涸结块的烂泥,和不知哪来的脏兮兮的泥水坑。地上偶尔可见被压瘪的、沾满尘土的塑料瓶,路旁的乱草丛中时不时挂着或红或蓝的破旧塑料袋。偶尔可见几幢房屋,或是红砖泛旧成灰败的土桔色,或是刷了一层不知是灰是黄的漆,不合时宜地新着。路上的小孩也是脏兮兮的,破旧的棉袄裹挟着瘦小的身子,流着鼻涕时不时追赶跑过。
我注意到,街上跑的,都是男孩。
嗅着焚烧秸秆的味道,我裹紧身上的羽绒服,盯着远方灰白的天际线,努力平复此刻心中的不安。
刘雯劝说过无数次,恳求我不要来,或是让她陪同我来。我知道她怕什么,她怕我被绑架,怕我被捆到医院,割掉肾脏,或是被打晕卖给农村光棍做老婆。我们聊了无数次,哭了无数次,但最后的最后,以竺可儿的身份完成期末考试后,我终于还是下定决心,收拾行囊,趁着寒假,独自来到这个偏远的小农村。
付过黑车司机钱,我背着行李包,走进这个倚靠在田埂旁的农村。我知道,我干净的羽绒服与这片地方的人格格不入,也正因如此,一路上我受到许多人侧目。一位带着孩子、颇为年长的阿姨听说我寻找磨坊旁一户姓董的人家,十分热情地抱着她怀里那流着鼻涕的小男孩,一路带着我走过去,亲自敲开了门。
开门的是一个我不认识的老太太,个头矮小,干瘪瘦弱,皱纹遍布的皮肤贴在骨头上,像是蜡做的标本。她怀疑地打量了我几个来回,得知我找董改红后,让我进门稍等,她去打个电话把她喊回来。我于是跟在她的身后,走进院子,打量着这狭小灰旧的空间。
这院子里隐约能嗅到动物粪便和中药混合的奇怪味道。
房子比我想象得更破旧。砖和黄泥糊成的墙上,挂着崭新的红对联,越发显得院墙颓败。主屋一旁的墙角是铁皮的烟囱,边缘黑漆漆的全是烧灼痕迹。窗户一角的玻璃打破了,贴着透明的塑料布,也不知过了多久,脏兮兮的。院子角落留着几垄土,大约是种自家吃的蔬菜用,如今已经干枯了,不知名的枝叶留在田垄上。
那老太太再没出来过,倒是董改红,急匆匆出现在了小院门口,神色慌张又尴尬。见到我,陪着笑脸道:“二丫,不是跟你说来了提前跟俺说吗?俺好去车站接你。你看看你看看,让你自己一个人跑那么老远……”
她手里还提了个塑料袋,一眼便能看到里面装的半袋子瓜子和花生。她把我带进屋子,让我在方木桌旁边唯一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把塑料袋放到我眼前摊开,搓着手:“俺这儿也没啥好招待你的,二丫,你吃点瓜子,我去给你泡杯茶。”
我瞥到方才迎接我的老太太正在厨房门口警觉地盯着我,被董改红一把拉进去藏起来。她们一边烧水,一边窸窸窣窣不知道聊些什么。我看着那脏兮兮的瓜子和花生,也没有想吃的欲望,只是打量起这件屋子。
墙也是土色、粗糙的,似乎泥土变成了整个环境的主色调,剩下的红的绿的挂历和塑料纸都被这土色侵染,失去了原本的饱和度。我听到烧水壶呼啸的声音,接着董改红端了两个搪瓷缸出来,把其中一杯放在我眼前。杯子里还有棕黄的茶渍。卷曲的茶叶在水中舞蹈着,逐渐沉底,茶水由黄变红,把茶渍和茶叶的身影都遮盖住了。
董改红端了个凳子,在我对面坐下,因为凳子太矮而可笑地比我矮了一个头。她呵出一口白汽,眼神有些躲闪:“二丫,你爹跟你弟还在县里医院呢。他晚上回来让他跟你说。你……挺好的?”
我板着脸,轻轻颔首。
“好就行,好就行!还是你这丫头有福气!”董改红干笑着搓搓手,找着话题,“你弟也挺好的。天杰……就是你弟,本来应该今年考高中的,因为生病耽误了不少学习,也不知道到底能不能考上。就算考不上,读个中专也不错。俺当年小学没念完家里就不让读了,天杰是个有福气的……对了,俺娘你刚也见过了吧?那就是你奶奶。等下等你爹和你弟回来了,给你都介绍介绍。”
她一边聊,一边眼神不断瞟向院子里,手不安地攥在一起,似乎在心虚些什么。
我端起茶杯,嗅了嗅,闻到那股带着铁锈气味的茶香后忍不住皱眉放下,问董改红:“他们……我是说董天杰和他爸,什么时候回来?”
“起码再过个三个来小时吧?得天黑透了才回来。”
董改红看了看院子,又转回头啜了一大口手中的茶,清了清嗓子,摇头叹息:“你不知道,天杰一个礼拜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