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哥窑是怎么出现的,应该是因为瓷器得到世人的认可,最终在后人嘴中形成的,这可是很少见的一种现象。
更加准确的说,应该是在瓷器传世的过程当中,因为同一批瓷器被人追捧,最终形成舆论,这样被众人传颂,最终在人们的口中形成了一座独立的窑口。
所以刚开始烧制哥窑器的窑口,肯定是龙泉窑,也是因为这个,才会始终没有发现哥窑的窑址。
也就是说,哥窑刚开始确实不是独立窑口,而是属于龙泉窑的一部分。
只不过是因为制作的瓷器太过特殊,其生产的瓷器,就被后世之人单独拿出来,称之为哥窑器,这么一来哥窑器就出现了。
同时他的兄弟,也就成了弟窑。
这个过程肯定是漫长的,所以各种典级之中的记录形成,也经历了一百多年。
这么算起来,哥窑和弟窑最早出现的时期,应该就是宋末元初,也可以说是南宋时期,甚至是元代。
因为当时这几个朝代,是同时存在的。
有了这个结论,陈文哲的论文也算是完结。
当然,学术从来都是有争议的。
而这,也是研究学术的乐趣所在。
在五大名窑中,由于烧造传世哥窑的窑址,至今尚未发现,致使学术界对哥窑有诸多说法。
有的人认为它就是修内司官窑,有的人认为它是江浙的某一个窑等等。
今天我们就没办法去证实什么,就算是陈文哲他也只能来推断,却没法言之凿凿的说他的结论就是事实。
因为这个窑址确实没被找到,而哥窑它之所以神秘,也正因如此。
只不过,任何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都会让昂事实的真像,浮出水面。
哥窑谜团,自然也不能例外,要不然陈文哲的结论,也不会得到别人的认可。
陈文哲能下这么一个结论,肯定是有原因的。
因为在1932年,清朝善后委员会在清点故宫文物时,就发现一批从未见过的瓷器。
釉色以炒米黄、灰青、青黄为主,浓淡不一。
釉面上有大小不等的开片花纹,胎色有深褐、深灰、浅灰、土黄多种,胎体相对致密。
这批瓷器,在清宫记载上,既没有产地,又没有烧造时间记录,可把研究员为难坏了。
鉴于它们长得有点像文献描述的哥窑,就被标上了“哥窑”、“仿哥窑”、“宋哥窑”。
1936年,当时故宫瓷器专门委员郭葆昌,对宫中瓷器进行了再鉴定。
他结合乾隆咏哥窑的诗句,这批瓷器被定为宋哥窑。
1956年以来,龙泉地区多次进行考古挖掘,出土了一批黑胎青釉瓷,与文献记载的哥窑特征完全相符。
瓷器特征与窑址,都有文献记载,所以,专家们推测,哥窑的窑址很可能就在龙泉。
但是,经过对比发现,龙泉黑胎青瓷和故宫提供的样本,胎釉的化学成分、纹片颜色、底足切削形式都不同,说明两者不是同一种瓷器。
为了区别于明、清文献中所记载的哥窑,故宫哥窑以及在上博、弯弯故宫所藏的少量类似瓷器,被学术界称为“传世哥窑”。
由于原来被认为哥窑的龙泉黑胎,开片瓷被认为是“龙泉仿官”和“龙泉官窑”。
宋代似乎就不存在哥窑,文献关于哥窑的记述,被认为是以讹传讹。
然而,仔细研究和分析,就会发觉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其关键在于“龙泉官窑”和杭市郊坛下官窑,孰先孰后的问题,并未真正得到解决。
由于“龙泉官窑”的立论,建立在“龙泉仿官”的基础上,认为仿官是不可能的,却又与官窑相一致,自然是官窑,并认为杭市郊坛下不能满足朝廷之需,再在龙泉烧造以充不足。
这一观点,很自然地派生出杭市郊坛下官窑,早于龙泉官窑的定论。
然而,没有足够的考古资料证明这一观点,并由此还引发出种种疑团。
郊坛下不能满足朝廷之需,为什么不就地扩充、就近扩充,而要到千里之外的龙泉建窑烧造?
宋室南渡带来了北方工匠,他们惯于圆窑用煤烧造,何以能在杭市建立龙窑用柴烧造?
文献关于哥窑的论述,难道一定都是空穴来风吗?
哥不能仿官,但官却可以仿哥。
各朝各代的官窑,都建立在民窑的基础上,难道就不存在官仿哥的可能吗?
宋室南渡,皇帝漂泊13年,这期间南渡窑工在何处生存?如何生存?
是吃皇粮,还是自谋出路?
这些疑问最终都聚焦在,龙泉最初的黑胎开片瓷的年代和性质上。
也就是说龙泉最初的黑胎开片瓷,会不会是皇帝颠沛流离的十余年中,北方工匠和龙泉窑工技艺结合的产物?
1996年9月,在杭市老虎洞发现一处窑址,杭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