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垚对于赵祯在鸟巢外面的演讲,得到了大部分百姓的支持,丝毫不觉得意外。赵祯对于演讲和激励民心这一块,向来都做的不错,再加上他历来都是主张仁政,要说民心,赵祯还是能得到一些的。
赵祯性情宽厚,不事奢华,还能够约束自己,对待臣僚、侍从宽厚。谏臣包拯屡屡犯颜直谏,甚至唾沫都飞溅到赵祯脸上。但赵祯一面用衣袖擦脸,一面还接受他的建议,竟未予以怪罪。有一次,包拯反对任命仁宗宠妃张氏的伯父张尧佐为三司使,赵祯便改命张尧佐为节度使,包拯愈加激烈地反对,带领七名言官与赵祯理论。赵祯大怒道:“你们是想说张尧佐的事吗?节度使是个粗官,为什么还要争?”言官唐介越次上前,不客气回答道:“节度使,太祖、太宗都曾经做过,恐怕不是粗官。”赵祯悚然,最终采纳了言官的建议。他回到后宫后,对张氏说:“你只知道要宣徽使,你难道不知道包拯是御史吗?” 总体而言,赵祯知人善用,在位时期,名臣辈出,国家相对安定,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史家誉为“守成贤主”。
正是因为相对稳定的政治文化环境,造就了现在陆垚能够成功举办这个新蹴鞠大赛。
当然,赵祯在位期间,也并不是墨守成规的。赵祯针对宋中期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及冗官、冗兵、冗费现象,于庆历三年(1043年)任用范仲淹等开展“庆历新政”。
范仲淹与富弼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欧阳修等人也纷纷上疏言事。
赵祯根据意见,诏中书、枢密院同选诸路转运使和提点刑狱;规定官员必须按时考核政绩,以其政绩好坏分别升降。更荫补法,规定除长子外,其余子孙须年满十五岁、弟侄年满二十岁才得恩荫,而恩荫出身必须经过一定的考试,才得补官。又规定地方官职田之数。庆历四年(1044年)三月,更定科举法。另外,还颁布减徭役、废并县、减役人等诏令。
由于新政触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因而遭到他们的阻挠。庆历五年(1045年)初,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相继被排斥出朝廷,各项改革也被废止,新政彻底失败。
纵观赵祯一生,虽说有庆历新政这场风波,但是总体上来说,还是偏波澜不惊的,所以,因为赵祯的仁政,后世对他的评价也是不一样的。
正面评价说宋仁宗是一代明君,他性情宽厚,不事奢华,还能够约束自己,受到历代历史学家,政治家的称赞。在宋代,赞美、歌颂仁宗的人有很多。这些人包括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曾巩、胡安国、刘光祖、周必大、杨万里、王璧、陈俊卿、刘克庄、赵汝腾、叶适、王十朋、文天祥等等。 “仁”就是对他的最高评价,“为人君,止于仁。”《宋史》这样评价赞美仁宗及其盛治:“(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之间,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子孙一矫其所为,驯致于乱。《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
当然,对于宋仁宗这种偏向“无为而治”的做法也是有很多反对的声音。据王夫之所论,在仁宗亲政的三十年中,两府大臣换了四十余人,都是屡进屡退,“人言一及而辄易之,互相攻击则两罢之,或大过已章(彰明也)而姑退之,或一冲偶乘而即斥之,……计此三十年间,人才之黜陟,国政之兴革,一彼一此,不能以终岁。“即使贤者在位,因不能安于其位,也无法施其才能,做出成绩。这样朝令夕改,一反一复,使“吏无适守,民无适从”,让下面的人感到无所适从,结果什么事也办不成。
王夫之所说是切合实际的。当时,臣僚们都知道仁宗这个脾气,所以蔡襄曾说他“宽仁少断’’。在庆历改革之初,蔡襄等人就曾提醒仁宗:“朝廷增用谏臣,修、靖、素一日并命,朝野相庆,然任谏非难,听谏为难,听谏非难,用谏非难。三人忠诚则正,必能尽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为御之说。……愿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谏之名而无其实。
不过,这些都是后世对于赵祯的评价了。当下,赵祯实在是见不得这外城区的百姓们过着如此疾苦的日子,他们跟内城,只有一墙之隔,差距竟然有如此之大。他跟百姓们说的那些话,可不是夸下海口,他是要真正实现内城外城无差别的。
在接受了百姓们的一阵欢呼声后,赵祯自然也是没有忘记今天他到达这里的目的。于是,他也就成为了这新蹴鞠大赛最有力的宣传员。当然了,除了新蹴鞠大赛之外,赵祯也是卖了陆垚一个面子,因为之前已经答应好了,说是会帮着陆垚进行一下美食街的宣传。下了轿子之后,赵祯其实已经看到了老陈他们几个人,之前陆垚虽说跟赵祯说起过关于美食街的事情,但是赵祯一直是在跟陆垚对接,并没有真正见到负责做美食的这三户人家,当然以老陈这几个人的身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