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起王安石、晏殊、韩琦、范仲淹等在政治方面和朝堂之上大放异彩的人来说,欧阳修虽说也处于朝堂之上,但是他更多的成就被后世记住的,倒是存在于推荐人,和文学诗歌方面的成就上。
大中祥符三年,欧阳观去世,年仅4岁欧阳修与母亲郑氏相依为命,前往湖北随州投奔欧阳修的叔叔欧阳晔。欧阳晔在随州任推官二十五年,为人正直,尤以廉洁自恃,其为人对年幼的欧阳修产生了重要影响。欧阳晔家不是很富裕,好在郑氏出身江南名门望族,知书识理,是受过教育的大家闺秀,用荻秆(芦杆当笔)在沙地上教欧阳修读书写字(画荻教子)。欧阳晔也不时关怀,总算没有让童年的欧阳修失去基本的教育。
欧阳修十岁时,从随州大姓李氏家中得到唐代诗人韩愈的《昌黎先生文集》六卷,甚爱其文,手不释卷,这为日后的诗文创新运动播下了种子。
欧阳修的科举之路可谓坎坷。宋仁宗天圣元年,17岁的他应试未中,天圣四年再试又未取,两次参加科举都意外落榜。
22岁时,欧阳修跟随知汉阳军的胥偃前往京师。天圣七年春,由胥偃保举,欧阳修就试于开封府国子监,该年秋天,欧阳修参加了国子监的解试,在国子学的广文馆试、国学解试中均获第一名,成为监元和解元,又在第二年的礼部省试中再获第一,成为省元。
天圣八年,欧阳修参与由仁宗主持、在崇政殿举行的殿试,唱甲科十四名,进士及第。据欧阳修同乡时任主考官晏殊后来回忆,他未能夺魁,主要是锋芒过露,众考官欲挫其锐气,促其成才。
虽然没中状元,欧阳修也获得了不错的名次,被授任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充任西京留守推官。金榜题名的同时,他也迎来了洞房花烛。宋代有“榜下择婿”的风俗,朝中高官都喜欢在新科进士中挑选乘龙快婿。欧阳修刚一中进士,就被恩师胥偃定为女婿。
天圣九年三月,欧阳修抵达洛阳,与梅尧臣、尹洙结为至交,互相切磋诗文。同年,在东武县迎娶妻子胥氏。当时他的上司为吴越忠懿王钱俶之子、西京留守钱惟演。
钱惟演厚待欧阳修等青年才俊,不但很少让这些年轻文人承担琐碎的行政事务,还公然支持他吃喝玩乐。
而这些青年才俊在吃喝玩乐之余,也会吟诗作赋。当时文坛上流行华丽工整的骈文,欧阳修等人不满于骈文的卑靡拘谨,而是凭借自己丰富的学识,以效法先秦两汉的古人为手段,力图打破当时陈腐的文风,推行“古文”。在钱惟演的支持下,欧阳修等人有了充分的时间去琢磨古文创作。
后来,钱惟演政治失意,被迫离开洛阳,由名臣王曙接任。王曙管束部下严格,不满于这些人的散漫。有一天,王曙把欧阳修等人集中起来,严厉地教导他们说:“你们看寇莱公(寇凖)这样的人,尚且因为耽于享乐而被贬官,何况你们这些人在才能上比不了寇莱公,怎么还敢这样呢?”欧阳修却反驳:“寇莱公后来之所以倒霉,不是因为耽于享乐,而是因为一把年纪了还不知道退隐。”王曙听后,默然无语。
景祐元年(1034年),欧阳修被召试学士院,授官宣德郎,回京任馆阁校勘,参与编修《崇文总目》。
宋仁宗时,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弊病开始显现,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日益突出。景祐三年(1036年),与欧阳修交往颇深的范仲淹着手呼吁改革,他把社会问题归咎为腐败,而欧阳修看得更深刻,认为冗官冗员才是根本问题。最终,范仲淹的改革冒犯了既得利益者,受到了打击,被贬饶州。欧阳修作为范仲淹一派也受牵连,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
康定元年(1040年),欧阳修被召回京,复任馆阁校勘,编修《崇文总目》,后奉命知谏院。
庆历三年,出任右正言、知制诰。当时,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革新,成为革新派干将,提出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但在守旧派的阻挠下,新政又遭失败。
庆历五年,范、韩、富等相继被贬,欧阳修上书分辩,因被贬知滁州(今安徽滁州),后又改知扬州、颍州(今安徽阜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等地。
在滁州,欧阳修写下了不朽名篇《醉翁亭记》,古文艺术达到成熟。他依旧保持轻松慵懒的态度,为政“宽简”,使得官民称便。但就是在这样的执政方针下,滁州反而被治理得井井有条。
皇祐元年回朝,先后任翰林学士、史馆修撰等职。至和元年八月,欧阳修又遭诬陷被贬。命令刚刚下达,仁宗就后悔了,等欧阳修上朝辞行时,仁宗亲口挽留:“别去同州了,留下来修《唐书》吧。”于是,欧阳修以翰林学士留朝,开始修撰史书。与宋祁同修《新唐书》,又自修《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
嘉祐二年(1057年)二月,欧阳修担任礼部贡举的主考官,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提倡平实文风,录取苏轼、苏辙、曾巩等人,对北宋文风转变有很大影响。
当时有个文学派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