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7章 丢掉和平幻想积极投shen抗ri救亡

    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胡适因为主张对日的不抵抗，使他一生都饱受诟病和指责。有人甚至认为他有汉奸行为。

    更有人说，他的不抵抗主义，根深蒂固，且源远流长。早在留美时期，他就是老子的“不争”哲学和基督教不抵抗主义的忠实信徒。当年留美同学，为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二十一条”，坚决主张对日作战；胡适却力主“温和”“冷静”，反对抵抗日本侵略，被同学骂为“木石心肠”。时光流逝了近20个春秋，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者新的侵华暴行，胡适还是重弹不抵抗的老调。

    还有人说，胡适在日本侵略者的先进武器面前吓破了胆，所以才一味妥协求和。

    这其中，还有一段小插曲。抨击胡适的人经常引用胡适的这一段话：“仅仅用武力征服中国是不够的，日本要想彻底征服中国，只有一个法子可行，这就是‘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由此，给胡适安了一个“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的帽子。

    其实这是对胡适的断章取义。胡适的原话是； “ 萧伯纳先生（Gee Bemard Shaw）在2月24日对我说：‘日本人决不能征服中国的。除非日本人能准备一个警察对付每一个中国人，他们决不能征服中国的。’（这句话，他前几天在东京也一字不改的对日本的新闻访员说了。） 我那天对他说：‘是的，日本人决不能用暴力征服中国。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可以征服中国，即就是悬崖勒马，彻底的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这句话不是有意学萧伯纳先生的腔调，这是我平生屡次很诚恳的对日本朋友的忠告。这是我在这个好像最不适宜的时候要重新提出忠告日本国民的话。”

    “中国民族的心”怎么可以征服？不但中国，试问世界上哪一个民族的民族心是可以征服的？胡适这里不过是说了一句反讽的话。

    而与此同时，胡适在他的《日本人应该醒醒了》一文中义正言辞：“我们还可以断言：那也只是中国人的血与肉的暂时屈伏，那也绝不能够减低一丝一毫中国人排日仇日的心理，也绝不会使中日两国的关系有一分一寸的改善！因为中国的民族精神在这种血的洗礼之下只有一天一天的增长强大的：也许只有在这种血的洗礼之下我们的民族才会真正猛烈的变成日本的永久的敌人！……日本军阀在中国的暴行所造成的仇恨到今天已是很难消除的了。但这一个仇恨最烈最深的时候，也许正是心理转变最容易的时候，九世之仇，百年之友，都在这一点觉悟与不觉悟的关头上。 日本的自由主义者已大胆的宣言了：‘日本人停止不侵略中国就行。’ 我们也可以回答日本的自由主义者：‘只有日本人彻底忏悔侵略中国，是征服中国的唯一的方法。’”

    战争和暴力，直接的必然的结果是造成对社会财富的极大破坏，和给人民带来不尽的苦难。比如中日战争，不光被侵略的中国和中国人民是受害者，其实日本和日本人民同样是受害者。所谓一将成名万骨枯，对于从战争中获利的极少数人，他们的名和利不过是建筑在“万骨枯”上。发动战争的人，或可以得逞与一时，但终究会被写在历史的耻辱簿上。比如发动侵略中国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他们不但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也是日本和全世界人民的敌人。

    胡适做为有博大胸怀的世界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一贯反对暴力，一贯反对战争。他的眼光，他的胸怀，是很多人，特别是很多与他同时代的人，不能够理解的。在这一方面，胡适同样是孤独的。

    其实，即便是对胡适不能理解，纵观胡适在这个时期的言行，不难发现，他所做的一切，不过是表明，他不过是在竭力阻止战争的发生；只要有一分希望，他都不愿意放弃。他这样做有错吗？给他扣上汉奸和怕死鬼的帽子，实在是很可笑的。

    而且，胡适在一段时间里主张和谈和妥协，也来自于对中日力量和中国国情的的洞察和分析，如他自己所说：“我在1915年反对立刻对日作战的论点，不幸地20年后当中日战争于1937年爆发时，仍未失时效。在抗战前我国对日艰苦交涉的整整六年之中(1931—1937)，我又变成了反对对日作战的少数派。在这六年中我反战的论点仍与当年无异。问题重心便是我们怎么能打?拿什么去抗日?我们陆军的训练和装备均甚窳劣；既无海军，实际上也没有空军；也没有足以支持战争的国防工业，我们拿什么去抗日呢?这是一件悲剧。不幸的是中日两国当时皆缺乏明智之领袖阶层来设法避免战争。”

    胡适并不是一味的求和，卢沟桥事变以后，局势是一天天紧张了。日寇的猖獗侵略，大片国土的沦丧，全国军民各界抗日运动的高涨，胡适的思想也随即发生了变化。

    胡适在他的《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的文章中写道：“是的，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决没有和日本交涉的可能。此时中国人都应 该明白这一点：交涉的目标是要取消满洲伪国，恢复中国在东三省与热河的领土 及行政主权的完整，除了这种条件之外，中国决不能和日本交涉。““我们此时也许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