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四年(1641年)农历正月初二日,洛阳全城进入全面戒严状态,从这一天起,除了河南府推官带着一群囚徒在捡拾拉运石头外,整个洛阳不许进,也不许出,并且由河南府通判带着洛阳县主簿及府县衙役在全城巡逻,以防止闯军探子和本地喇虎趁乱作案。
正月初五,河南巡抚李凤仙发出告示,城中所有十五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的男、女都要参加护城,其中男子上城墙协同官军作战,而女人则负责为守军将士做饭烧水,若有人不遵守命令,不参加守城和做饭,则以通敌罪就地正法。
正月初七,根据李凤仙、王胤昌、朱由崧、王绍禹的商议结果,李凤仙和朱由崧坐镇河南府衙听取各方面报告,东面城墙的防务由王部副将刘见义负责,西面城墙由参政王胤昌坐镇,南面城墙由王部副将罗泰镇守,洛阳北城墙的防务则由总兵王绍禹亲自掌握。
随即,河南府和洛阳县的相关官员开始召集城中各里、甲长在城墙上划分防守具体位置,各里、甲参加护城的男子和入城难民中的男子,开始参加护城战事的演练,妇女们则在大街上搭棚、垒灶、磨面、摘菜----为了保家卫城,此时百姓的热情都很高涨。
正月初八、初九两日,洛阳城外开始出现了闯军的游骑,于是官府便进一步组织百姓向城头转运石头、砖块、滚木等守城器械,洛阳城墙上的红夷火炮和各种土炮也进行了试射,由此,战争的气氛愈发的浓烈起来。
正月初十日出之后,漫山遍野的闯军大举开到,迅速将洛阳城团团围住,官军驻洛阳城郊的七里河兵营的几百守军,因撤退不及,也被闯军包围在兵营中。
初到洛阳城下的闯军并没有贸然进攻,而是在城外搭起层层大帐,并不断派人查探城防,入夜后更是点起堆堆篝火,以宣示闯军兵力之雄厚。
此时,城外火光冲天,红彤彤照亮夜空,且不断有人向城中喊话,而却城中静得吓人,只有四面城墙上巡逻的官军和义勇在彻夜巡查。
正月十一日中午,福王朱常洵在福王府内宴请守城文武官员,并当场再拨黄金二百两、金花银二千两犒赏守城将士,并当众许诺,“若能守住洛阳,当拨银十万两以酬将士功劳,文武各人并有保奏”。
由于不知道福王府的老底,所以得到了福王府的许诺后,河南总兵王绍禹当天下午便以每人10两的超高悬赏以及刑徒可以免罪的承诺,在城内官兵、义勇和囚徒中招募了300余名敢死队员----其中绝大部分都是重刑犯----出城袭扰闯军。
正月十二日开始,这批300多人的敢死队,连续出击,给予立足未稳且老营不多,主要是饥军的闯军造成了一定的伤亡,但正所谓夜路走多了必会遇到鬼,这不,李自成很快调用老卒进行伏击,最终于正月十六上午,在安喜门(北门)外,以优势兵力包围了这支敢死队。
敢死队员虽然都是悍不畏死的亡命之徒,但在数千闯军的围攻下,还是全军覆没了。
闯军随即乘胜攻城,城墙上的明军则以大炮、青石、飞箭、火把进行还击,双方战斗到了傍晚,以及饥军为主的闯军无法顺利下城,只好鸣金收兵了。
其实,闯军这次进攻,一方面是为了进一步试图洛阳的城防弱点,另一方面是为了消耗饥军,减少自身粮食供应压力,但守城的明军并不知道,反而因为杀敌众多,自身伤亡不大而欢喜不已;朱由崧虽然察觉到了闯军的用意,但他更知道守军士气可鼓不可泄,因此没有点穿,而是带头向守城官兵、义勇提供了10头活猪。
方城王府、西鄂王府及城内士绅大户有样学样,也向守军提供了猪肉、面粉等奖励物资,于是,当天晚上,守城官兵一口肥肉一口白馍,士气万分高涨。
只是包括有着另一时空记忆的朱由崧在内,谁也不知道,危机已经暗伏了----初次守城胜利后,王部副将刘见义、罗泰和一些将校在东门楼上会商,决定趁义军攻城锐气受挫,而借机救援”七里河兵营被围的官兵“之事。
随即,刘、罗两人决定从东门、南门各抽500守军,再不向上级通报的情况下、私自行动----七里河守军中,大部分是刘、罗部属,其中还有刘、罗的结拜兄弟和小舅子,因此二将不忍见死不救,也因此,自初十开始,刘、罗二人几乎天天向上级求援“解救七里河的官兵”,但河南总兵王绍禹一直按兵不动,不敢救援,并用各种理由拒绝,以至于逼得二人现在要自行其是。
正月十六日晚,打开东门的刘见义、罗泰两部,于三更时分冲出洛阳城,稍后迂回洛河向西冲去,并在天亮时分与七里河守军会合。
刘、罗的果断行动的确让义军乱了阵脚,若这是一次有组织的行动,搞不好一下子就把闯军打崩了,但问题是,这偏偏是一次自行其是,且行动官兵仅有千人的规模,因此当李自成紧急调来万余部卒后,刘、罗两部及七里河守军便插翅难飞了。
随后,闯军调来用大炮(非红夷火炮)猛轰七里河军营,营内明军没有反制能力,因此死伤惨重,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