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番讨论以后,的初审在礼部绝大多数人的支持下通过。
当然,这里面少不了杨帆的强硬态度。
既然孔颖达几位士林中的大儒都已经表示明确的支持。
杨帆趁热打铁,马不停蹄进宫进行奏报。
此时,李二陛下正与长孙无忌这几位朝中大臣在政事堂开会,倒也省了杨帆不少事。
在众人仔细浏览以后,心头无不感叹,杨帆这小子果然有大才。
提出的方桉无疑是最稳妥的。
不仅能够安抚世家门阀,又给平民百姓和寒门士子的崛起留下了机会,简直是一举两得。
不过,魏征皱着眉头沉吟了半晌后,不解的问道:“此方桉细节近乎完美,即便有一两处不符合实际,也可以在筹备过程中进行调整。”
“可这里面我有一事不明,为何要单独增设杂学的教育和科举考试?”
“其他杂学倒也罢了,商道乃是小道,我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啊!”
杨帆眯了眯眼睛,努力想着对策,根本没料到第一个提出疑问的会是这个又臭又硬的老顽固。
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以及古人独尊儒学的思想根深蒂固,想让这些老顽固接受商道这种“低贱”之道,实在是很困难。
在这些人面前,杨帆的官位和资历就显得底气弱了很多,还真有些发愁。
毕竟,百家学说除了在战国时期曾有百花争鸣的景象,之后再也没有绚烂的时期。
随着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独尊儒术,其余的百家学说更是被打入了谷底。
即使是在战国时期得到绚烂发展的法家、儒家、墨家,最后也只能沦落为统治阶级的工具。
墨家以“穷兵黩武”为统治者所不喜。
法家以富国强兵、以法治国的思想为理念,如今已经逐渐失去了原有的本意。
法家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
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
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思想作为一种主要派系,他们提出了仍然影响深远的以法治国的主张和观念。
这就足以见得法家对法制的高度重视,以及把法律视为一种有利于社会统治的强制性工具。
这些体现法制建设的思想,一直被沿用,成为中央集权者稳定社会动荡的主要统治手段。
但是如今的法家学说也只不过是阉割版的,“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这些思想根本不能体现。
因为皇权、世家、勋贵,这些人往往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
如今法家学说已经伦落于统治者管理百姓的工具。
配合阉割版儒家学说为统治者披上了仁德的外衣,故“以儒为表,以法治国”便最受统治者的欢迎。
而对于商道,可以说,在华夏这块土地上,在整个封建社会历程,从来就没有重视过。
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其实杨帆也不知道根源,但他认为这不仅仅是独尊儒学这么简单的原因。
或许可以归结为大多商人重利为世人说不喜……
可这样也说不通,要知道,即使其他杂学也很不受待见,但还是有很多成功桉例的。
整个封建社会,医学大师、农学大师不说随处可见,但还是有不少的,唯独古代的“企业家”却罕有留名者。
在杨帆看来,出现这种结果其实跟封建社会的眼界和偏见有关。
科举考试只考四书五经,大家当然都争先恐后地学习四书五经,学习的是满口仁义道德的圣人之道。
对于商道这些小道当然是瞧不起。
杨帆之所以敢于将商学加入到科举考试的科目里,自然要打好腹稿应对疑问。
儒家子弟自以为是唯我独尊的臭毛病可不是学了八股文之后才有的。
因为儒家学说的内容是一脉相承的,是受到了阉割版的‘圣人’思想影响的结果。
如今杨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商学(经济学)纳入科举考试的一部分,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在杨帆看来,即便不能将商学作为科举的主科之一,亦要将之添加进去,让天下百姓意识到这门学科的重要性。
于是杨帆反问道:“请问魏老,你说我们大唐是否只需要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人才?是否读圣贤书的人